2016年6月25日至7月6日，我和老伴参加旅行团到俄罗斯旅游，从北京出发到圣彼得堡，游览两天半，坐船经水路沿伏尔加河参观五个小城市，再经运河到达莫斯科，参观两天之后，回到北京。全程吃住在船上，比较休闲，就是两大城市的活动安排得太紧，长距离飞行加上莫斯科国际机场低效率的折腾，苦不堪言：俄国航空公司毫无道理地推迟我们的返程航班达四小时之久，至使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也推迟四小时，大批游客预订的从北京返家的机票、火车票因此而作废，我们预订的北京至南京的高铁火车票也作废了，仅此一项就损失八百多元。
因为大多数旅游公司不欢迎我等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参加活动，我们不得不找一家能接受我们的旅游公司，这家公司以红色旅游为旗号，专门邀请各种左派的人士，出游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造访俄罗斯、古巴、朝鲜、蒙古等国，凡是与红色革命有点关系的地方，都是它大力宣传组织游览的项目。具体地说，就是到处高举红旗，唱红歌，宣讲红色革命，甚至把人家“罗斯号”游轮改称“星火号”（源自列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说），其用心何其良苦也。
对于红色旅游来说，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敬献大红花，实在是头等重要的活动，岂知经过排队和插队之后，进入列宁墓的左派们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置大红花，出了陵墓来到克里姆林宫墙边，好不容易找到一尊雕像，其头像脸部有着弯曲的小胡子，那一定是伟大的斯大林了，以前听说斯大林被焚尸扬灰心里有点忿忿不平，原来这里还有他老人家的雕像，赶紧把手中大红花献给他。可惜后来俄罗斯导游告诉他们，这是苏联英雄布琼诺夫元帅，这位元帅以拥有弯曲的胡子而闻名，这才知道弄错了献花的对像，闹了个大笑话。殊不知，俄罗斯早已把这类活动改在附近的无名战士墓进行。左派们不向无名战士墓献花，而向斯大林雕像献花，似乎有对着干的意思，明显地不尊重他国的传统和规矩。
无名战士墓旁边的方尖碑
离无名战士墓几十米的地方，有一座方尖碑，对于此碑导游从来不向中国游客介绍，因此它鲜为人知。其实，这座碑倒是有点历史意义：它是俄罗斯最后一个朝代建立的，上面铭刻着罗曼诺夫王朝每一个沙皇和皇后的名字，意思是罗曼诺夫家属会永远统治这个国家，要子孙千秋万代永远当沙皇，直至无穷。这倒有点像咱们的秦始皇，所谓始皇就是第一个皇帝，要让他的子孙们继任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无穷个皇帝，千秋万代永远当皇帝。
大家知道，这座方尖碑上的名单，从尼古拉二世之后，再也继续不下去了。于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把碑上的一排沙皇大名统统铲除，刻上了马列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的名字：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到普列汉诺夫为止，共19人的名字。可是，除了前面两位，后面的17名都是当年闻名，后来又成为颇具争议的人物，比如最后一位普列汉诺夫，因为参与革命活动而广为人知，但到最后他却成了俄国革命最著名的反对者。
时过境迁，方尖碑上留名的人物已被俄罗斯人遗忘殆尽。俄罗斯人事实上也把苏维埃政权的历届领导人遗忘或者淡化，他们到处建立民族“和谐与和解纪念碑”，不再区分红军与白匪，左派和右派，就连我们庆祝了半个多世纪的十月革命节，也改名为“和谐与和解节”，从十一月七日改为十一月四日。
十分奇怪的是，我们的一些左派，半个多世纪之后还要津津乐道地去评论苏联和俄罗斯的各种政治历史人物，还要对他们进行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硬要区分他们为革命派或反革命派，左派或右派，在国内发表宏论还觉得不够，还要到国外去指点江山，去丢人现眼。难道我们不应该尊重俄罗斯人民自己的选择吗？
王明墓
参观新圣女公墓时，王明墓是旅游团党史专家大发宏论的地方，在半小时的参观时间内，这位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在王明墓前足足化了一大半时间，大讲上世纪二十年代莫斯科孙中山大学的故事，以及王明的种种错误，只是不再把王明说成是中共大叛徒了。在我看来，这也可认为是一种小小的进步。请看苏联和如今的俄罗斯是这样看待王明的：在王明的墓碑上雕塑了一尊半身像，碑体正面用俄文写着：Ван Мин (1904—1974) — китайский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партийный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деятель （王明——中国的革命家，党和国家的活动家）。由此可见，俄罗斯人对国内外的历史人物，比我们宽容得多，我国的某些党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为了突出某个领导人的地位，竟不顾历史事实，把其他中共领导人骂得一无是处，说这人是叛徒，那人是托派，第三个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第四个是左倾机会主义者，等等。依我之见，所谓的“吃党的饭，砸党的锅”者，就是这种人！
在圣彼得堡有两件对我甚为难得的事情，特记述如下：
第一，60年前我结交的众多苏联朋友中，如今唯一能找到的是当年学龄前小姑娘奥尔加（Ольга Юринова），现在的老奶奶。这次我们未能见面，只是电话交谈二十分钟。我们回忆了往事，互相介绍各自近况。她不忘旧情，对我说，记得有一次我顺路把她带到幼儿园。真是奇妙的回忆！
第二，二十多年前结识的俄国朋友——当年的大学生丹娘，如今已是两个男孩的母亲，她抽空请我和老伴去她们家作客，让我们见识了俄罗斯中产家庭的状况：130平米的三居室加地下车库的两部汽车；见到了高水平的钢琴教师，上门为两名男孩授课，每次酬劳费仅合60元人民币。
感想
圣彼得堡的中心部分与六十年前的列宁格勒相比，无多大变化，涅瓦河两岸以及涅瓦大街依然是那么雄伟壮丽。
著名的依萨基夫大教堂（世界第四大教堂）好像永远处在维修保养的状态，六十年前为了庆祝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此教堂进行了大维修，那时得知，光是对其穹顶的开光，就用去黄金四十公斤。这次看到它依然处于维修状态，它的顶部十字架完全被塑料布包裹起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只能远远地观看欣赏。
有些地方还能看到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和蛛网式电线下的无轨电车。当然，私人汽车也是多得到处堵路，富人不少，然而穷苦的基层百姓更多，六十年来他们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有以下数据可以证明：六十年前中国的留学生有500卢布的生活费，苏联老工程师的月薪是1000卢布，可以养活一家四口，清洁工月薪600卢布，可供两口人的正常生活；如今的清洁工月薪折合人民币700元，只比我们的低保户略高一点。
俄罗斯人笃信东正教，所到之处最为美观的建筑物就是教堂，那一个个金碧辉煌的穹顶（我们称之为洋葱头），引起我无限遐想。当年我们在列宁格勒学习时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景象，我只记得，涅瓦大街的喀山大教堂入口上方，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落款是弗﹒依﹒列宁。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处死了已经退位的原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和侍从，而按东正教义，沙皇是圣人，因此这一事件成为俄罗斯人永远的痛！一方面讲宗教信仰自由，而在实际行动中又是另一种态度，这实在是革命之大忌。
圣彼得堡的水灾
圣彼得堡建造在涅瓦河入海口的滩地上，涅瓦河西流汇入波罗的海，此处的水位受到潮水倒灌、风浪和涅瓦河下泄的影响，洪水经常泛滥成灾，特别是1724年、1824年和1924年分别出现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1724年洪水期，彼得大帝亲自下水，救出两名落水渔夫，受凉得病，不治而驾崩（按如今的标准，他可荣获见义勇为者称号）；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青钢骑士”中描写了1824年的洪水惨状；第三次大洪水发生在列宁在世时，那时的苏维埃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报导甚少。有意思的是，三次大洪水分别相隔一百年，使我们有理由担心，再过几年，到了2024年的时候，圣彼得堡是否会再一次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水？愿上帝保佑圣彼得堡。
毛德勤写于2016-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