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路漫漫,相濡以沫行万里
龚玉和
人生路漫漫,相濡度春秋
我们是夫妻，相依相伴过一生！
这些年来，在杭州城隍山上，总能见到一对老夫妇，蹬着一辆老年代步车来到山脚下。停好车子，俩人搀扶着，一步一步地登上山脊的江湖汇观亭。
在亭子里，他们眺望钱塘繁华，大江东去，街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老人感慨万分，说道：“我早年就住在山下的扇子巷，小时在清河坊附近的学校读书。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太熟悉了！
小伙伴们也都住在附近，城隍山成为我们嬉戏的地方！
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伙伴们大多先后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但是仍然常到这里来，我们年年开同学会，聚会的地点，总是挑在城隍阁，或者，山上的茶馆，一起追寻着儿时的那份珍贵的记忆！”
老人走过的岁月，或许，也承载了一代市民的共同历程。
我这个人运气好！
我们有幸于2017年1月23日下午，访问了这对夫妇，老人叫周国梁，老伴是章根娣，聆听他们一生的故事。
章大姐是个乐观通达，说话爽朗的人，说道，我1950年生在杭州，小时住在孩儿巷，在孩儿巷小学读书。父母就在家附近的一家饮食店做事，面条、大饼、油条、馄饨、包子，这些活计，全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只是干饮食这个行业，太辛苦了，起早摸黑的忙，早上四点就要出门了，里里外外的事都要做，干得精疲力竭，也只有那么点收入。
父母总是望盼我们这些小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1970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以后，我们那一代年青人，全部要上山下乡。于是，我报名去了萧山的建设兵团。
我们在五堡过渡，所在地是农垦二师七团六连，做的是农业劳动。
不过，我这个人运气好，领导上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我的父母在饮食行业做事，在田里只干了八个多星期，就将我调到连队的食堂工作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买什么都要凭票，肉有肉票、鱼有鱼票、买米有粮票，买食油要油票，买香烟要烟票，甚至，连洗衣服的肥皂也凭票供应。
好在我在食堂里做事，这些就不用愁了，一个好差使！
同到萧山兵团里的几个战友，见到我在食堂里做事，个个羡慕极了！
说真的，食堂里的那些事，自小到大，看着父母在灶头上开工，忙上忙下，看都看熟了，炒菜、面食、糕点，那点活，不用说，小菜一碟，还用人教吗？样样我都拿得起来，在连队食堂，算得上一个好把式。
在连队食堂只干了十多个月（71年6月），兵团总部准备开“三代会”（职工代表会、党员代表会、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了，一下子，吃饭的人增多了。当年兵团总部设在华家池，上级特地将我调到兵团总部食堂帮忙。
总部领导多，接触面广，他们见我手脚勤快，忠厚老实，业务熟练，对我挺关心的。只帮了二十多天，三代会结束后，我又回连队食堂。
不久，领导上就有“调令”下来了：二师七团六连的章根娣同志调到兵团团部食堂工作。对于我个人来说，那是一次机遇。想一想，整个兵团有五十多个饮事员，只调了二个人，我就是这二个人中的一个，能不开心吗？
到兵团总部做事，比起连队食堂来说，要好多了。虽则林彪事件爆发后，总部由杭州城里的华家池迁到萧山城厢镇，几年下来，我做得得心应手。
在团部食堂做事，多数领导经常能见到，上上下下，各式各样的人，我都有机会接触。没想到的是，到了1975年，根据上级指示，兵团团部解散。
在汽车驾驶学校认识了周国梁
兵团解散后，团部的知青被分配到城里的许多单位，不仅户口迁回杭州，还算工龄，父母亲为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我被分配到杭州汽车驾驶技术学校（以下称“汽校”）做事。
当时的企业分成“全民所有制单位”与“集体所有制单位”。汽校是一个大家羡慕的事业单位，让人开心极了！
到了汽校，领导上知道了，我在建设兵团时就是一个炊事员，正中下怀，学校食堂刚好缺人手，立马将我安排到汽校食堂工作，让我又一次重操旧业。
食堂是学校的一个窗口，在这里能见到学校各式各样的人，教师，学员，方方面面的工作人员，我都有机会遇见。此时，认识了我的丈夫，周国梁。
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忠厚老实，有着与我有相似的经历，当过建设兵团知青，经受过与我相同的练历。他所在部队的番号是一师一团机耕连，地点在乔司。我则在萧山的二师七团六连。到了1975年，兵团师部解散（团部仍保留），他是随着师部的解散而调到汽车技校来当教练员的。
我的丈夫，我们的儿子
我们在1978年元旦结婚的，国梁比我大三岁，1947年出生。
刚结婚时，汽车技校设在西溪路，我们住在汽校院子里的一个小房间，只有十多个平方，可是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开心。
我觉得，与同龄人相比，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一路走来，无论是在连队、兵团团部，还是在汽校，顺风顺水，总能遇到一个又一个好人！
我的丈夫，国梁对我体贴、对我关心，在生活上，什么事总是依着我，把我放在第一位。多少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红过脸，也没有什么大的吵嘴，只要我有什么事不开心，他就不响了，总是让着我、护着我。
虽说我们的生活并不宽裕，多年以来，我感到非常满足。
我在食堂里做工，需要每天早出晚归（早晨在天不亮时出发，晚上摸黑回家），家里的许多事都是他抢着做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俩个人的收入有限，生活上，他相当节俭，家里置点什么，吃点什么，都需要俩个人算了又算才行。
每次只要国梁有点什么好东西，总是先想到我，带回来，自己舍不得化，舍不得吃，可在我身上，一点儿都不吝啬。那怕从外面带回来一只苹果，也要留着给我。我说：“一只苹果嘛，你留着自己吃好，干嘛一定要给我呢。”
他说：“女同志嘛，就是喜欢吃零食，我不大要吃这些东西。”
我后来调到客车厂做事，每天从西溪路出发，骑自行车上班，可我的那辆自行车，实在老旧破烂，常常坏掉。只要车子一出了问题，国良二话不说，连夜帮我修车，有时一直忙到深夜一、二点钟才修好。
我对他说：“干啥呢？算了罢，明天我推到车摊去修一下，不就行了？
他说，不行的，你在食堂里做事，天不亮就要赶去做早点，修车师傅还没有来上班，来得及吗！”
有一段时间，我的父母身体不太好，三日二头，他催促着我回去看望父母，甚至胜于我这个做亲闺女的人也没国梁想得那么周到。
我说：“这个星期已经去过了，下星期再去罢。”
他总是这么几句话：“父母亲要多去看看，家里的事，有我，放心好了！”
从1996年开始，我在炒股票，开始时做得不错，股票一路上扬，开心极了。
后来，股票大跳水，一下子，缩水了3/4，这一下，我急了！
这点钱全是我们夫妻俩个人多年来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血汗钱呀！
我想，这可好，老公要骂死我了。
想不到的是，他反而过来安慰我，劝道：“身体好最要紧，钞票是身外之物，只要有得吃，有得穿，冻不着，够用就行了。”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读书时，家庭作业都是国梁辅导的。儿子读小学时，汉语拼音全是国梁教的。到了儿子读初中，有了外语课，国梁虽说中专毕业，但是英语不怎么样。一个人到新华书店买来了英语课本，自己跟着录音磁带、电视机上学外语，然后，晚上再手把手地教儿子。
我们的儿子很争气，中学毕业后，考取了长沙工业学院工业民用建筑系。今在绿城房地产公司的建筑科学技术研究院工作，已成为领导干部了。
我在想，我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子，终于圆了我父母一生的梦想！
我与丈夫周国梁
我们有了孙女儿以后，上上下下，家里的事更多了。
记得1996年时，国梁还不到五十岁，仍在上班。
原先他走起路来，总是昂首挺胸，雄纠纠，气昂昂的，什么事都跑在别人前面，不知什么原因，变了，常常“拖上拖下”，走着，走着，一不留神，会突然停了下来，不走了。别人见了，推了他一下，又向前了。
那时年纪轻，不以为然，我们以为，或许是走路不小心，绊了一下。
回到家，国梁也没有向我提起过这件事。自从有了孙女儿，一家人里里外外的事情更加多了，常常顾此失彼，也没有在意。
国梁退休后，买了一辆电动车，每天骑电动车出去，不知怎的，有几次从车上摔了下来，原先，我以为大概是别人碰了他一下，一再告诫他，年纪大了，不比早先，骑自行车，一定要小心，千万别像年青时那样盲闯盲干，那样粗心大意了，别的事我也没在意什么。
在他六十三岁那年，发现有点不对劲了，我们一起出门，他经常走路走不稳，有时，会莫明其妙的停下，甚至，不走了；走着走着，会突然被什么东西“绊牢”似的。我看到了，心想，不对劲了！
于是，我带他到邵逸夫医院看精神科的专家门诊。
在医院里，医师让他走走路，试试看。
医生站在他的后面，背上拍了一下，走路就不稳了，再拍了他一下，又可以向前走动了。
医生见了，说道：“你们还是到帕金森科去看一下好。”
于是，我们就挂了号，去帕金森科，确诊为国梁已经患上了帕金森病。
医师先给他配了每天吃1/4片的美多巴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的变化，用药剂量逐渐增加。这一下，我们急了。
我陪国梁到了上海华山医院，也到过瑞金医院，到处打听，寻医问药，找到了上海最好的医治帕金森病的医师、教授与专家。
记得有位医师教了他一招，即，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操。
我们买回了做这个运动操的碟片，让他跟着碟片上学，几个月下来，果真有效果，病情也有了好转。
在医师的指导下用药，持续吃药，做保健操。我盼望国梁能早点康复！
买了拐杖与老年代步车
记得国梁六十四岁那年，有一次，参加中学同学会。
他买了一架照相机，喜欢给大家拍照，一个人在同学群中跑来跑去，突然，摔倒了，在同学的帮助下才站起身，由他们携扶着回家。
从那时开始，走路更缓慢了，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摔跟头。
于是，我买了根拐杖，每当他准备出门时，总让他拿着拐棍，慢慢行走。
但是，危险的事仍有可能发生，有一次，在过人行横道线时，突然停了下来，路上车辆川流不息，想一想，多危险呀！
国梁回来对我说：“现在，这个世界上，好人真多！有人见我在马路中间走不动了，心里越急，越想早点过马路，步子怎么迈也迈不出，急得上下冒汗。
有个好心人知道我是病人，一把将我背在身上，送过马路。”
自此以后，我（章根娣）再也不敢让他独自出门了。
如果想出门，总是陪着他。
我们买了一辆老年代步车，我开车，国梁坐在后面，一切还算顺顺当当的。我家住在宝善桥，国梁从小在吴山下长大，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城隍山了。我们常常带了茶、点心、水果，一起去爬山。
我不想让他一个人老是呆在家中发楞，希望他也能到外面去散散心，透透气，看看风景，会会老朋友，聊聊天。
老呆在家里，不利于健康，多点锻炼，多点运动，对身体才有益。
国梁这个病，在平地上走路有困难，不过，登山走踏步，仍是可以的。由此，我们俩个人，不仅春秋佳日上吴山，就是夏天我们也要去。
夏季，天气炎热，每次上了山，他常常浑身汗水，衣服湿透了，好在我早有准备，带了毛巾、干净衣服，帮他擦汗，擦身子，换衣服，还带来扇子，为他扇风。路人见了，说道，这对夫妻真好啊！不是原配夫妻，那会有这么好的情感？
有一次，我们俩个又上吴山了。那次是初中同学聚会，地点仍在吴山阁。
我们行走很慢，到了半山腰，突然变天了，下起大雨。
好在我们经常到吴山，那一带熟人多，我向山腰卫生间的工人借了把雨伞。
在大雨中，国梁手持着伞，我背着他，一步一步，攀上吴山。
到了吴山阁茶楼，几位同学见我满脸的汗水、雨水，气喘吁吁的样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有个同学说：“这个国梁同学，好福气啊，有这么好一个妻子！”
梁国起先用的药剂量较少，随着病情的变化，用药量越来越多。
后来住院了，我知道他喜欢吃咸菜豆腐、酱肉、红烧肉什么的，每次到医院去，总是炒上一碗，给他送去。国梁见了，老是说：“你一个人在家里，够辛苦了，我在医院里有得吃，不用麻烦了。”
他清楚，这不是一、二个小菜，而是我的一片心，希望他早日康复出院。
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性，早上七点钟起床，在床上，我就让他先吃药。起床后，洗了脸，吃过早点，我推着轮椅，带他到东园公园（就在家附近）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有时，我开着老年助动车，带他到吴山去。
我们将车子停放在山脚下，山上散散步，聊聊天，打打牌。
中午时分，我们一起到新丰小吃店吃中餐。然后回家，让他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我到证券交易所做股票，一般二、三个小时左右。
到了三点多，我回家，做晚餐。傍晚，我们一起吃晚饭。
这样，一天的时间也就打发过去了。
有一次，有个医生向我们介绍，泰仁堂中医院做针灸，对他的病有疗效，由此，每周我陪他去二、三次。
早上，我用轮椅将他推到公交车站，汽车来了，我扶他上车。等他在车上坐下。我再急急忙忙下车，将轮椅搬上车。
驾驶员见了，安慰我说：“不要急，慢慢来好了！”
可驾驶员越是这么说，我心里越紧张。许多乘客见我匆匆忙忙的样子，一手就将放在站台上的轮椅拿上了车子。
到了站，我扶着国梁下车，他们（乘客）又帮我把轮椅拿下车。
这些年来，我们遇到的好人太多了，想说也说不完，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好人越来越多！
有个乘客说：“这对夫妻真好，俩个人那么贴心！”
其实，想一想，我们是夫妻呀，什么叫夫妻，就要相随相伴，一生一世。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如果换位想想，如果我得了病，他不是也一样要一辈子照顾我吗？这是夫妻相互间应尽的义务啊！
章大姐说，我们夫妻俩个人，一起生活了几十年，风里雨里，甜酸苦辣，波折跌宕，总是相互携扶，相互依靠，滴滴点点，一点就通。
我想说的是，国梁是我的丈夫，也是我人生的依靠。
他病了，需要我照顾，这是天经地义之事。
我为这个家，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他做的事、尽的职，其实，很普通、很简单、很平常，这是责任，这是义务，谁没有生老病死？又有什么可以宣扬的呢！
什么叫夫妻？夫妻就是不离不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叫夫妻！
